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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轰炸亲历者高荣彬讲述:80年前的血和泪

添加时间:2019-09-12 14:56:12 来源:快资讯 浏览: 评论数: 参与量: 收藏本文

  80年前的血和泪

  他96岁是重庆大轰炸原告团中最年长老人

  心愿是能等到日政府向大轰炸受害者谢罪赔偿

高荣彬

  高荣彬,1923年出生于重庆长寿县,16岁时加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,亲历重庆“五三”“五四”大轰炸,“六五”隧道惨案发生后进入隧道疏导和抬尸。

  “当年,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抬尸体,光抬尸体就花了三天三夜,隧道内的尸体堆积得有两米高。”老人用手比画着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进入重庆水泥厂工作直至退休。

  如今96岁的高老是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原告团中最高龄的老人。他说,日本政府必须就当年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并赔偿。

  “那段历史我真的不愿意回忆,实在是太惨了。”即便重庆大轰炸已经过去80年,回忆起那段往事,高荣彬老人依旧忍不住老泪纵横。13岁那年,高荣彬跟随父母来到重庆,在铜鼓台杨家院(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新民街附近)跟着师傅学补鞋。

  1939年,他加入了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。

  长江都被鲜血染红

  高荣彬回忆说,从1939年年初开始,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密集轰炸。1939年的5月3日、4日两天,日机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,对山城进了毫无人性的大轰炸,爆裂的竹子溅出了火星,房屋“火烧连营”,整座城市一时烈焰冲天,烧得满天通红,一直烧到江边,无数的人被大火烧死或被有毒的烟雾呛死。

  滚滚浓烟遮天蔽日,熊熊烈火燃烧了近3天才被扑灭。公园和路边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,血流成河;繁忙的朝天门码头也被炸,很多船工被炸得血肉横飞,长江都被染红。

  大轰炸期间,几乎所有人的家中都备着一个小箱子,躲避轰炸时,一家人随身带着这只箱子,里面装着些救命的家当。“当时个别家庭因收拾东西耽误了时间,全家被炸死在屋内。”

  高荣彬说,防护团主要是负责街头巡逻,抢救伤员,还有在居民都躲进防空洞时负责街道上的治安,防止有人趁机盗窃。当时,因为大轰炸期间死伤较多,防护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救伤员,防止疫病的发生。“当时,我加入防护团之前都是要宣誓的,一要不怕死,二要胆子大,没有工资,有时会管一顿饭。”日机轰炸频繁的时候,他经常要熬通宵,最多的时候,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。“炸弹来了,我们就往桌子脚、屋檐下躲;炸弹一停,又爬起来继续巡逻。当时有些防护团员就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了。”

  “见机而作,入土为安”

  高荣彬回忆说,因为重庆当时的建筑主要是竹木结构,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,但日军轰炸的同时还投下燃烧弹,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。在漫长的轰炸期里,1939到1941年的持续“无差别轰炸”最为严重。

  “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重庆进行轰炸,每次来的飞机多达100多架甚至200多架,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轰炸过去。”到了1941年,日军又改变了策略。每次来的飞机很少,甚至只有几架,轰炸后从城市离开。但在警报还没结束时,第二批飞机又来了。第二批离开还没解除警报时,第三批又来了。甚至96个小时没有解除警报。这对于那些躲避警报的人来说,无异于如坐针毡,出来等于送死,而躲在洞里则空气憋闷,非常难受。

  高老至今还记得,当时重庆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,“飞机头,二两油,鹅公岭,挂红球,日本飞机丢炸弹,山城到处血长流,跑不完的警报,报不完的深仇,烟囱变成高射炮,膏药飞机磕响头。”童谣中的“挂红球”指战时重庆一种防空预警手段,亚博娱乐唯一正规官网爆发后由于中国仅有的战机已损失殆尽,国民政府对日军空袭只能采用消极防御,当时因重庆经常停电,防空人员只好采用在高处悬挂红灯笼示警,这些红灯笼分设于市郊各制高点,重庆至今还留有红球坝地名。当时警报很频繁,白天一挂就挂好几盏灯,老百姓通过看挂三盏还是挂四盏,来了解轰炸的强度。“我们是每天跑警报,傍晚的时候回城,因为晚上视线不好,鬼子的飞机一般比较少来。”

  那时重庆有副对联,叫作“见机而作,入土为安”,所谓“见机”指看到日本飞机,“入土”则是钻防空洞。亚博娱乐唯一正规官网期间重庆共修建大小防空洞六七百个,加上防空壕、避难室,掩体等可容纳25万人,堪称二战时世界各大城市之最,由于日机空袭频繁,跑警报成了重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  师父师母被闷死在隧道

  1941年6月5日下午,空袭警报突然响起,而空袭警报对高荣彬来说就是“集结号”。他马上出动,上街巡逻。于是,他把师父杨海清和师母一起送进较场口的防空大隧道。那天晚上,日本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,丢了很多燃烧弹、炸弹,警报持续了20多个小时都没有解除。

  第二天一早,高荣彬就接到任务,说大隧道里头闷死了很多人,这就是惨绝人寰的“六五”隧道惨案,上面让他们马上去组织善后。高荣彬一听脸色大变,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师父。等他戴上口罩,进了隧道,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洞里的尸体叠了三四层,到处都是面目狰狞的尸体,隔着口罩都能闻到那股尸臭味。“说实话,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尸体。”

  这天上午,他在隧道里前后找了两个小时,都没有找到师父。“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,心想师父是不是逃出来了,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。”第二天,他继续在隧道里寻找,结果,刚走进洞内二三十米,就看到师父了——师父身上的衣服都被撕光了,只剩一条短裤,身上还有很深的牙齿印,被咬得血淋淋的,再往里面走了十多米,师母也闷死了。

  高荣彬流着眼泪说,当年自己家贫,师父、师母把自己当亲生儿子般看待,自己买不起衣服,师母在过年时还给他添置一件衣服。师父去世的时候才30多岁,老家是长寿县。当时讲究落叶归根。他和几个师兄弟一起,找了一辆独轮车,花了3天时间才将师父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。“这都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仇。”高荣彬红着眼眶说。

  “正义从来不会缺席”

  前些年,高荣彬一直作为重庆大轰炸原告团成员而四处奔波。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家属于2004年组成民间对日索赔团,赴东京地方裁判所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。

  十余年来,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先后赴日30余次,来自重庆、四川等地的188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成为这场跨国诉讼的原告。“让受害者将事实大声吼出来,把日方推上被告席。”这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的理念。

  之前,当高荣彬从原告团成员那里得知败诉后,成员们情绪十分激动,当庭强烈表示要上诉。再次的庭审,法院虽然承认了事实,却不愿赔偿。在高荣彬看来,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
  “历史不敢忘,我们要求日本谢罪和赔偿,只要我还能动弹,我们就会将上诉进行到底。”今年已经96岁的高荣彬腿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灵便,他还经常受邀到附近的中小学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

  作为惨案幸存者,每次提及那段惨烈的历史,他的“伤口”都会被揭开,都会难过好几天。但他更希望借这段历史,谴责日本军国主义,从而反对战争,珍爱和平。“今天中国已经强大了,我们已经做到扬眉吐气了。可以告慰逝去的同胞了。无论打什么仗,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。但老百姓是无辜的,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,他们必须谢罪并赔偿。”高荣彬说。“我相信,正义或许会迟到,但从来不会缺席。”(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)

  (作者:肖欢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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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钟思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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